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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王蕴琳认为，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，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。

    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，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。

    大体上来说，是以“官家”与“民家”来做区分的。

    就比如“琉璃厂”、“台基厂”、“黑窑厂”等。

    因明清时都属工部“五大厂”之故，沾了官气，这些地名都不儿化。

    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“厂甸儿”就必须儿化了。

    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，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。

    “法华寺”、“报国寺”、“天坛”都不带“儿”。

    但不在正神之列的“黄寺儿”、“黑寺儿”反之。

    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。

    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，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。

    比如“钓鱼台儿”在旧京这么叫，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。

    而如今又读正音，其实因政府盖了“钓鱼台国宾馆”，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。

    “琉璃厂儿”等同此理。

    今日既非旧朝，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，那么加“儿”也就很自然了。

    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，“半步桥儿”已经没有桥了，而“花市”仍旧有市。

    “十里河儿”已然没了河，而“六郎庄”的确还有庄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，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。

    但从逻辑上讲，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。

    所以说到底，洪衍亢没错，旁人也没错。

    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。

    而且无论怎样，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。

    因为无论语言、文字还是民俗，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，有群众基础才行。

    说白了，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，少数人是错的。

    只要对世情和伦理无害，尽可由他随意衍生改变。

    于是接下来，王蕴琳反倒是借此事，劝说洪衍亢行事没必要执着于完美主义。

    她说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时光倏忽而去。

    谁要是活得累，往往不是因为拥有的少，而是因为计较的多。

    只有对自己从容，对身边人宽容，对很多事情包容，这样才能活的开心。

    否则，那不是跟旁人过不去，而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
    这番见地，让洪衍亢由衷拜服。

    他觉得老太太到底是世家出身的，从其中显露出的见识学问、对世情的了解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，跟别人就是不一样。

    没能在这样的亲人身边长大，实是他莫大遗憾。

    否则如今的他，面对许多问题都应当会更从容，走的路也会更踏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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